番銀：跨越重洋的海絲見證

漳州月港的興起，開啟了中國貨幣流通的“白銀時代”。圖為位於漳州龍海區海澄鎮的古月港碼頭。胡智勤 攝

漳州軍餉銀幣（資料圖片）

1752年西屬墨西哥的8Real雙柱地球幣（資料圖片）

宣統三年大清銀幣（資料圖片）

小朋友在漳州市博物館數字展廳欣賞番銀數字展品。趙文娟 攝

　　這個暑期，“瓷影銀光——漳州海絲貿易瓷器與銀幣特展”走進武漢市博物館、太原市博物館，向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城市展示獨具漳州特色的海絲遺珍。

　　明隆慶元年（1567年），僻處海隅的漳州月港一躍成為當時唯一合法的民間海上貿易始發港。在這裡，海舶鱗集，商賈鹹聚，東西交融，瓷器、紡織品、茶葉等貨物通過月港輸出海外，在販回海外物産的同時，也換回了大量外國銀元，閩南人稱之為“番銀”，由此開啟了中國貨幣流通的“白銀時代”，對中國的經濟、文化、民俗産生了深刻影響。

　　“歷代興盛事，盡在錢幣中。”“白銀時代”早已隨歷史車輪滾滾而去，但通過一枚枚斑駁的銀幣，我們仍能窺見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輝煌、明清中外海上貿易的盛況，領悟貨幣政策對王朝興衰的深遠影響。

西風東漸的番銀

　　16世紀初，隨著新航路發現與葡萄牙人東來，大明朝捲入全球化貿易的浪潮。據文獻記載，葡萄牙人最早抵達漳州海面是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此後，葡萄牙人在漳州海面持續進行隱藏式貿易，長達30年之久，並且曾經在九龍江口浯嶼島建立貿易居留地。

　　明隆慶元年（1567年），朝廷開放部分海禁，于月港開設“洋市”，“準販東西二洋”，月港成為當時唯一合法的民間海外貿易港口。漳州的瓷器、紡織品、茶葉等貨物通過月港源源不斷輸出海外，換回了大量外國銀元。明代學者張燮《東西洋考》記載：“東洋呂宋，地無他産，夷人悉用銀錢易貨，故歸船自銀錢外，無他攜來，即有貨也無幾。”

　　“最早輸入漳州的番銀，就是西班牙在拉美屬地所鑄造的塊幣。”福建省錢幣協會理事、漳州文史專家林南中説，塊幣因其重量相對穩定、成色標準化，可以按枚點數、論枚計值，便於百姓交易，很快在閩南地區廣為流通，被老百姓形象地稱為“鋤頭楔子銀”。《天下郡國利病書》亦有載：“西班牙錢用銀鑄造，字用番文，九六成色，漳人今多用之。”

　　西班牙銀元自1535年手工鑄塊幣開始，至1732年半機制鑄造的雙柱地球銀幣，再到1772年更加規範的西班牙國王雙柱銀幣，因製作規範、規格統一、便於交易與攜帶，一直是當時世界貿易的主要貨幣。“在我國，‘一塊’也稱為‘一圓’，正是由西班牙銀幣單位而來。”林南仲介紹，西班牙銀元深刻地影響國際貨幣體系，像雙柱地球銀幣，正面圖案為王冠覆蓋下的東西半球，而兩側是西方神話故事中的大力神海格力斯之柱，柱上有卷軸纏繞，呈“S”形，當今貨幣名稱前的貨幣符號“$”便是由此而來。

　　自16世紀末起，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加速擴張，有“海上三駕馬車”之稱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貨幣持續不斷地流入閩南，以18、19世紀的鑄幣輸入較多。《清朝文獻通考·錢幣考四》記載：“至於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錢……閩、粵之人稱為番錢，凡荷蘭、佛朗機諸國商船所載，每以數千萬元計。”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大量鑄造精巧，重量、成色統一的外國機鑄幣輸入幣制落後的中國，並由沿海深入到內地。墨西哥“鷹洋”、日本“龍洋”、英國“站洋”、法國“坐洋”、美國“拿花”等外國銀元相繼進入我國貨幣流通領域，各霸一方，加劇中國幣制的複雜。在閩南一帶以墨西哥“鷹洋”、日本“龍洋”、英國“站洋”的流通使用量較大。

　　從16世紀末到20世紀初，在長達將近400年的時間裏，大量番銀不斷流入閩南。林南中説，目前在閩南地區已發現的番銀，來自西班牙、荷蘭等歐洲殖民大國，東南亞以及拉美地區和非洲的模里西斯等共計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時間跨度之長、數量之大、國別之眾、版別之多甚為少見，在世界貨幣發展史上可謂獨樹一幟，形成極具地域特色的貨幣流通現象。

推動中國幣制改革

　　“明朝初期，貨幣流通為錢、鈔並行，朝廷鑄錢幣，而禁止金銀作為貨幣進入市場。”龍海海絲文化研究會會長江智猛説，1567年至1644年，從漳州月港流入中國的白銀總數約為3.3億兩，相當於當時全世界生産的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全國的一半以上。月港貿易改變了中國傳統的幣值計算方式與計算單位，從“銀幣”重量計算向“銀圓”幣值計算轉變，並以白銀作為通用貨幣，換取實物，開啟了中國的“白銀時代”。

　　白銀的大量積累和流通，還推動了“一條鞭法”賦役制度改革，將原來民間繳納的複雜賦稅、勞役，統統折算成銀兩，由“實物稅”變成“貨幣稅”。農民拿穀物、絲綢賣給商人，換成銀子上交。這大大提高了稅收效率，充實了國庫財政，同時推動了白銀貨幣化進程和商品經濟的發展。

　　清道光時期，我國商品經濟已有明顯發展。然而，作為流通和支付手段的紋銀，仍採取分散、自由鑄造的方式，在全國沒有統一的規格，重量、成色、平砝各異，每一次支付都需要經過鑒別成色、稱重等複雜手續，無法滿足資本週轉迅速的要求。商品市場上亟需成色、重量和規格標準統一的銀鑄幣。

　　與此同時，大量規格統一、價值穩定、易於攜帶和儲存的番銀在市場上流通，成為閩南市場主要的交換媒介和價值尺度，出現“番銀之用，廣于庫銀”的現象。

　　“然而，外國銀元含銀量為90%左右，市場價值高於實際價值。”林南中説，許多西方國家商人將銀元帶入中國後，與“十足”紋銀兌換再運往國外，利用二者之間的差價獲取豐厚利潤，造成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鴉片戰爭期間，外國商人通過向中國大量輸入鴉片，換取了大量白銀，鴉片戰爭結束後的鉅額賠款使中國白銀外流更加嚴重。

　　據史料記載，鴉片戰爭前後的40年間，中國白銀流出總量達4.5億兩，幾百年的財富積累消散殆盡。白銀愈少，銀價愈高，造成“銀貴錢賤”的狀況，出現了足以引發經濟崩潰的“銀荒”。19世紀初，制錢1000文可兌換白銀一兩，到1849年，制錢2355文才能換銀一兩。白銀短缺，銀價大幅上漲，而老百姓仍然要從商人手裏購買白銀，以繳納各種賦稅，導致社會矛盾不斷激化。

　　面對“銀荒”肆虐，林則徐曾主張“自鑄銀元”，以自鑄銀元取代洋銀，並對貨幣問題提出“貴在流通”的看法，但遭到道光皇帝的拒絕。直到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在廣東設銀元局鑄銀元成功，開啟了中國從“銀兩制”過渡到“銀元制”的歷史。因所鑄銀元鐫有龍形，故稱“龍洋”。

　　江智猛説，“龍洋”發行，一時給清廷帶來了久違的銀錢穩定、商貿復蘇、朝野振奮的良好發展局面。但幾年後，一些地方便自行其是，所鑄銀元純度下降，重量銳減，很多地區又恢復為銀兩時期的稱重剔雜交易方式，國家幣制繼續混亂。

　　在朝廷有志之士嘗試自鑄銀元，挽大廈于將傾之際，漳州在“龍洋”鑄造之前，也出現我國早期的地方自鑄銀幣——漳州軍餉。該幣成色98%，直徑在38至40毫米之間，重量在21至23克之間。正面上方橫書“漳州軍餉”，下有草書花押，背面上橫書“足紋”，下書“通行”。林南中説，在當時，漳州軍餉仍屬於手工打制幣，製作較為古樸拙巧，但鑄幣大小、重量、成色等都受到番銀影響，同時融入了中國文化的書寫及花押特色。

　　“白銀大量流入為東南沿海商品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貨幣支援，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明朝的財政壓力，也助推了中國貨幣體系的變革；另一方面，帶有經濟侵略性質的白銀流入也造成了通貨膨脹、貨幣體系混亂和社會不公等消極影響。”林南中説。

融入閩南生活文化

　　清朝宰相蔡新曾這樣形容番銀在閩南的地位：“若一禁止，則船皆無用……以商無貨，以農無産，勢將流離失所，又棄民間千百生民之食矣。”可見，清朝時期，海外貿易已與閩南百姓生計緊緊聯繫在一起。

　　“在漳州，人們買東西問‘多少錢’，都是説‘多少鐳’。這個‘鐳’字，就是從西班牙貨幣單位‘REAL’而來。”林南中説，西班牙銀幣在明末開始流入漳州並逐漸廣泛使用，貨幣單位在西班牙語裏稱為“REAL”（瑞爾，縮寫為R），按重量不同，分設有8R、4R、2R、1R、1/2R五種不同幣值，主幣為8R。各種不同幣值的銀元，極大方便商品交易和流通。於是這種閩南語讀音為“鐳”的銀元就漸漸流通開來。由此足見番銀的流通和使用，對漳州的社會經濟産生了巨大影響。

　　從清中葉至民國初期，漳州的廣大地區官方以及民間交易、納稅等經濟活動，大多以番銀作為結算幣，這從當時的銀票、借據、地契以及文書中大量使用“佛銀”“佛頭銀”“英銀”等貨幣名稱可以得到印證。

　　可以與此印證的，還有散落在漳州各處的寺廟碑記。在龍海區角美鎮東美村東美宮立有一塊乾隆五十年（1785年）的《捐修碑記》，碑文內容有“景利捐佛頭銀壹百捌拾大元、明蓼捐佛頭銀壹百陸拾大元……華封馬劍貳拾元……天生馬劍陸元”等字樣；在詔安縣汾水關長樂寺，一塊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的石碑“重建分水關觀音亭碑記”，上面鐫刻62個捐款人中，捐獻銀兩的佔11人，其餘51人都是捐獻銀元；在薌城區官園威惠廟有一清嘉慶六年（1801年）的石碑，上面的捐款數額都是銀元，其中許多捐資額使用到“角”幣。“當時中國還處於銀兩制時期，説明漳州以‘角’作為貨幣單位的使用在國內開了先河。”林南中説。

　　番銀除了用於經濟活動外，因其具有保值功能，幣面上又大多鑄有帝王頭像，百姓認為可以鎮災辟邪，因此將番銀賦予民俗功能，融入日常生活中。

　　“現在，在漳州許多地方，還保留著女方都要用‘七連貫’吊在轎子前，作為嫁粧之一的習俗。”林南仲介紹，所謂“七連貫”，就是用7個外國銀元焊成一串銀鏈子，老百姓認為可以避災驅邪。用於製作“七連貫”的番銀多達上百種。到小孩子滿月時，這條“七連貫”銀鏈要挂在小孩子的身上，表示吉祥，寄託讓小孩健康成長的美好祝願。

　　此外，女子出嫁時，裝嫁粧用的箱子要放置銀元來“壓箱底”。番銀還被改做成頭飾、紐扣等民俗用品，常常被用於陪葬和窖藏。這樣的風俗習慣至今仍在漳州許多農村地區存在。

　　番銀不僅深深影響了漳州人的日常生活，也在閩南地區形成獨特的番銀文化。

　　今年58歲的林南中，20多年來一直致力於記錄、推廣番銀文化，通過多種渠道收集了30多個國家的七八百枚番銀，並較為系統地梳理漳州番銀的發展歷史，出版了《閩海幣緣》《漳州外來貨幣概述》等書籍。他帶著這些故事走進圖書館、校園、直播間，開展番銀相關主題講座，讓那段塵封的歷史躍然眼前。

　　“番銀文化作為漳州海絲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值得更多研究和傳播。除了在漳州市博物館的海絲廳有固定陳列外，番銀展也是我們館對外交流展覽的一個重要項目。”漳州市博物館館長李海梅介紹，目前，漳州番銀展已到阿克塞哈薩克族自治縣、銀川、武漢、太原等十幾個陸上絲綢之路與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城市交流展出，讓閩南海絲故事傳得更遠。

　　一枚枚跋涉千里的銀幣，承載著我國古代海上瓷器貿易的艱辛與輝煌，見證著中外貿易的發展與繁榮，也昭示著在時代洪流的推動下，世界各地聯通與互融的腳步從未停歇，並將繼續向前。（記者 趙文娟）

聽海

白銀時代繽紛海絲

　　大航海揭開全球化的大時代，滲透到世界每個角落的貨物貿易，讓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無遠弗屆，更加繽紛多彩。

　　近世數百年全球貿易，白銀是主要的結算貨幣，亮閃閃的銀幣（銀兩），是交易各方共同接受的硬通貨。

　　在古代東西方，白銀都是財富的象徵。但歷史上，白銀既曾折射過商品經濟發展的榮光，也承載過落後挨打的屈辱。

　　1005年1月，北宋與遼國在澶州訂立和約：遼宋約為兄弟之國，宋每年送給遼歲幣銀10萬兩、絹20萬匹，宋遼以白溝河為邊界。因澶州（河南濮陽）在宋朝亦稱澶淵郡，故史稱“澶淵之盟”。鴉片戰爭，中國戰敗。1842年8月29日，中英簽訂《南京條約》，其中涉及賠款‌一條雲：大清國向英國賠償鴉片煙價、商欠、軍費共二千一百萬銀元。此後，多個不平等的條約，皆涉及中國以白銀賠款的條款。特別是《馬關條約》，中國被迫向日本賠償軍費白銀2億兩（約合2.3億美元），這筆鉅額賠款加重了中國人民的負擔，同時加速了日本軍國主義的發展，中國進一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

　　16世紀開啟的白銀時代，歐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是早期海上貿易的“三駕馬車”，與東方大明帝國商業往來日益頻繁，特別是月港被辟為合法的外貿門戶後，海上貿易更為活躍。

　　全球白銀産量自1600年起為12萬噸之巨（甚至更多），産量一半歸於亞洲，其中大部分無疑流入了中國。國內外學者均認為，中國在明清之後成為全世界白銀的“秘窖”，這是無可爭議的共識。而生生不息流動的白銀，是中國經濟的白色血液，牽動中國經濟的神經，造成一次次興奮與痙攣乃至紊亂。

　　白銀與明朝的興衰息息相關。究竟是白銀流入決定了帝國命運，抑或是帝國自身的走向影響了白銀流動？真實的歷史是無數個體互動的結果，白銀命運與帝國興衰之間也是如此。

　　16至18世紀明清海外貿易非常發達，可以説是當時海外貿易最發達的國家之一，人們從明清時期中國吸收的海外白銀量能看出一些端倪。從1567年隆慶開關起到1800年這233年中，每年從外國輸入中國的白銀皆超過200萬兩！而明代國內白銀的年開採量只有8萬兩。

　　從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到崇禎十三年（1640年）的80餘年間，澳門以其特殊的海洋貿易港口的地位，為明朝輸送了大量的白銀，填補了明朝本身白銀生産的不足，解決了明朝的“銀荒”。

　　無論是從貿易體量來看，還是從貿易結構來看，澳門已經成為16世紀下半葉至17世紀上半葉全球貿易體系的中心。隆慶年間，政府開放海禁，民間的海外貿易開始繁榮，澳門憑藉著其在當時的國際經濟地位，更是將明朝捲入了全球化經濟的歷史新格局。當時，以澳門為中心的南中國海上轉口貿易，已經形成了四條重要航線，即：澳門—果阿—裏斯本的亞歐航線，澳門—長崎的遠東航線，澳門—暹羅—望加錫—帝汶的南洋航線，澳門—馬尼拉（呂宋）—墨西哥/秘魯的太平洋航線。

　　歷史學家桑賈伊·蘇拉馬尼亞姆在《葡萄牙帝國在亞洲》一書中説：“這裡（澳門）是中華帝國最繁榮的港口，僅葡萄牙人每年就從這裡運走五萬三千箱絲織品，各重十二盎司的金條三千二百個，七擔麝香、珍珠、砂糖、陶器。”

　　貨物外輸，白銀流入。那麼，由澳門輸入的白銀有多少呢？僅是從馬尼拉通過澳門流入明朝境內的白銀，從萬曆二十八年（1600年）開始，每年最低以200萬兩計，並呈逐年上升趨勢；而澳門至長崎的航線開通後，從1557年開始，每年由日本輸入明朝境內的白銀高達450萬兩，即使是到了崇禎九年（1636年），因為德川幕府對葡萄牙商人的不信任和驅趕，這條遠東航線的貿易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由長崎輸入澳門的白銀也有235萬兩。上述數額，還沒有把澳門—果阿—裏斯本的亞歐航線、澳門—暹羅—望加錫—帝汶的南洋航線的貿易額計算在內。

　　自16世紀末起，歐洲資本主義經濟加速擴張，其時，漳州九龍江下游的月港也迎來其最為風光的時代。“海上三駕馬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貨幣持續不斷地流入閩南，以18、19世紀的鑄幣輸入較多。《清朝文獻通考·錢幣考四》記載：“至於福建、廣東近海之地，又多行使洋錢……閩、粵之人稱為番錢，凡荷蘭、佛朗機諸國商船所載，每以數千萬元計。”

　　一位學者説，以絲綢、瓷器、茶葉、漆器等明朝特産在歐洲、日本等上流社會的暢銷度來看，當時世界生産的半數白銀都流入了中國，是毫無疑問的。

　　明朝在福建開放對外貿易，滿足了國內商品尋找和出口國外市場的需求，並且為帝國帶來了豐厚的商業利潤，隨著絲綢、茶葉、瓷器源源不斷地出口海外，歐洲、美洲的白銀如流水般進入明帝國。

　　相關資料顯示：從1567至1644年間海外流入的白銀總數大約為3.3億兩，相當於當時全球白銀總量的三分之一，故而明朝也就有了“白銀帝國”的稱號。鉅額的白銀緩解了明帝國的財政危機，為後世的張居正改革和萬曆三大徵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但歷史的發展邏輯十分詭秘，由於鉅額白銀大部分流進官僚的口袋，明後期國庫竟日益空虛，農民起義頻發，女真族趁機崛起，成為明朝滅亡的最後掘墓者。

　　在銀本位時代，白銀一直是世界貿易主要結算工具。據統計，1550—1800年的大約250年間，中國通過外貿共獲得了大約12億兩白銀，佔了這段時間內世界白銀總産量的一半左右。清朝代替明朝後，經濟和海外貿易恢復發展。1689年，英國與中國在廣州正式通商，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國。中國向英國、法國、西班牙等歐洲國家出口茶葉、絲綢、瓷器等，維持了此後100年以上的貿易順差地位。1820年，中國經濟總量佔世界32.4%多，是全球第一大經濟體，賺取了大量的白銀外匯。但是，從1840年到1906年，由於清政府腐敗無能，屢屢與列強簽訂不平等條約，中國一共賠付13.2億多兩白銀，相當於1901年清政府財政收入的11倍。這60多年，如天文數字的賠款，足以抵銷了明清時期流入白銀的總和。

　　天下興，社會穩，則經濟增長加快，銀子流通加速。天下亂，則經濟增長滯緩，銀子流通慢。作為商業文明的貨幣載體，明清時期，白銀對世界貿易的發展，無疑起了積極的助推作用，具有獨特的金融屬性和國際流通功能。

　　閃閃白銀，映照海絲繁華，折射商業文明盛況。在海絲拓展中凸顯功能的白銀時代，顯然是文明互動、和平交流的共贏時代，而不像戰爭帶來的白銀賠款那麼野蠻，那麼令人憎惡！

　　在全球一體化浪潮絕不會停止、世界維持多極化格局的時代，白銀的功能雖然不再，但商業文明之光、國際貿易之光，仍如白銀一般耀眼，仍將照亮各大洲人們的美好生活。（劉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