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海關：關聲悠揚三百年 而今邁步從頭越

繁忙的廈門港（資料圖片）

廈門海關查驗關員在海天碼頭監管集裝箱調櫃。蒲韻如 攝

“阿聯酋瓦法”輪在海潤集裝箱碼頭進行裝卸作業。（資料圖片）

1983年，廈門開設第一家口岸免稅店。（資料圖片）

20世紀90年代廈門減免稅窗口（資料圖片）

上世紀30年代廈門港貨物接駁場景（資料圖片）

　　掩映于高樓林立間，與中山路的車水馬龍和文安小學的瑯瑯書聲相伴，坐落于廈門市思明區錢爐灰埕巷的江夏堂顯得格外寧靜。這裡，曾是清朝閩海關廈門口的衙署辦公地，歷經百年風雨，如今的江夏堂既是兩岸黃氏宗親的祖祠，也是城市文化新地標。與它相距不足兩公里處，現代化海關大樓臨海矗立。

　　與早就依靠海洋貿易揚名世界的泉州港和漳州月港不同，廈門真正站上世界貿易舞臺的歷史，不過300餘年。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朝政府設立閩海關，廈門作為官方貿易港口的地位正式確立。

　　通舟楫之便，收魚鹽之利，行商工之業，自此廈門開始充當著中國看世界、世界看中國的窗口角色。

設立海關 專管對台貿易

　　海關與廈門的故事，還需從1683年前後説起。

　　清軍入閩後，鄭成功將廈門、金門二島作為抗清和海上貿易的大本營。鄭氏集團大力建造海船，通販日本、呂宋、暹羅、安南等國，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也接踵而至，廈門一躍成為福建最大、東南沿海首屈一指的對外貿易港。

　　1683年，施瑯平定台灣，閩海地區終於結束戰亂，但問題也隨之出現——多年戰亂加上清政府實施的“禁海令”“遷界令”，使廈門一帶遭受極大創傷，戰後的休養生息刻不容緩。

　　出生於福建的施瑯深知海外貿易對當地民眾的重要性，於是，在平定台灣的同一年，他便奏請清廷開放海禁，將廈門劃為福建對外貿易的主要口岸。《廈門志》有載：“台灣既入版圖，靖海侯施瑯請設海關。”

　　次年（1684年）八月，清廷派收稅郎中吳世把前往福建調查，籌備開海貿易。經商討，康熙皇帝于九月十四日（1684年10月22日）下旨依議，批准設立閩海關。《福建通志》載：“督理海關，清康熙二十三年設，初用滿漢二員，分駐南、廈二口（即福州南臺、廈門）。”

　　首任閩海關監督吳世把到任後，分別在福州南台中洲、廈門養元宮設海關衙署對外辦公。

　　廈門港自此脫去戰衣，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商業港口，其名聲也日漸顯赫。憑藉與台灣一衣帶水的地理優勢，廈門港還獲得了一個新功能——“主口對臺”。

　　“自閩海關設立之後，閩海關會同地方官吏，對福廈泉與台灣貿易實行特殊管理。其主要特點是：福、廈、泉與台灣府的貿易，須在指定的口岸之間進行。”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産學院教授連心豪告訴記者，廈門關設立之初便開設了與台南安平鹿耳港之間的對渡航線，這對海峽兩岸社會經濟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除了對台貿易，廈門關從建立伊始，對洋船的管理也格外重視。《廈門志》中記載：“凡外洋、渡臺、南北商船出入，到關請驗。米粟書籍免稅，余皆照則例徵收。其外來洋船，委員親臨封倉，按貨課稅。商船則遣人丈量淺深，計算多寡，分別徵餉。自本地出者，挑赴正口大關報稅，給青單放行，謂之出水。”可以看出，洋船出入廈門關所轄港口，專員應親自到場，按貨徵稅。

　　此外，廈門關除了負責查驗出口商品、徵收關稅、稽防透漏之外，還對廈門的海外貿易進行全面管理，相關事務主要包括三方面：監督民間造船，管理出洋商船，利用關稅手段執行一定的商品政策。通過設置海關，施瑯等清廷官員較好地處理了其時開放與管理的關係，為鞏固東南海防和恢復發展沿海地區經濟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往來于廈門的商賈貿易究竟有多火熱？施瑯之子，福建水師提督施世驃在其奏報的“東洋南洋海道圖”中標明瞭浙江往南到海南島的一系列港口，在廈門港的對外航線中，則包含直航日本九州島的東北航線，直航菲律賓呂宋港的南偏東航線，駛向安南、暹羅、馬來亞等國的西南航線。通過這些航線，交趾的絲絹、金、紅銅，汶萊的珍珠、稻米、蘇木，暹羅的稻米、玳瑁、象牙、燕窩、烏木、船料等被運進廈門，由廈門運出的則有絲綢、瓷器、茶葉等，商船上還時常搭載若干乘客，他們在僑居國定居下來，成為華僑。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廈門港在全省獨領風騷，多年佔據全省第一關稅收入的位置，被稱為“閩海關第一口岸”。《廈門志》有載：“閩海關錢糧，廈口居其過半，年徵稅銀十萬五千余兩，正額盈餘歸通關核算。”

歷經風雨 海外貿易興盛

　　廈門日益凸顯的地位，也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和重視。

　　《中英關係係年要錄》第一卷提到，早在1756年，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州貿易首席大班畢谷就建議英國政府，立足廣州貿易，兼顧廈門、福州，進取上海，試探寧波，打通華北通商的樞紐。

　　英商的貿易試探，引起清廷的警惕，隨即清朝正式閉關。這一措施，使中國進入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半鎖國閉關狀態，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直到鴉片戰爭的槍聲響起後，廈門作為商埠之一被英國人選中，拿到談判桌上，要求清政府開通包括其在內的5個通商口岸。

　　1843年11月2日，廈門正式對英國及美、法等國開放市場，隨之而變的還有海關制度。在《南京條約》中規定“英國商人應納進口、出口貨稅、餉費，均宜秉公議定則例”，首次確立了“協定關稅”原則，中國關稅自主權自此喪失。

　　之後在1858年簽訂的《天津條約》則進一步將關稅稅率固定為“值百抽五”，且未經列強同意不得修改。與此同時，從1854年起，以實行外籍稅務司管理制度為標識的晚清新式海關，即洋關在各地陸續設立。

　　1862年3月，由外國人控制的廈門關稅務司署設立，自此外籍稅務司一直支配著廈門關的業務。晚清新式海關除開展監管、查私、徵稅和統計等四項業務外，還曾兼管、兼辦國內稅關、郵政、海務、教育等各種事務，參與、介入清政府的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等各種活動。

　　這一時期，廈門關也在新舊衝擊中摸索成長。1873年，由於東南亞霍亂流行，廈門與上海口岸引入衛生檢疫制度，同年7月，中國首個口岸檢疫制度開始在廈門施行；1897年，廈門大清郵局創立，廈門成為中國早期開辦官方郵政業務的城市之一。1911年5月30日，海關郵政業務交由郵傳部正式接管……

　　廈門洋關時期，編制了大量的貿易年報、季報、月報等，並形成了1882—1941年的6個十年報告，報告涵蓋廈門口岸經濟、政治、軍事和人文地理各方面，內容豐富詳盡。

　　當時，從上海出發，經停廈門，最後到達香港的航線成為許多客商的選擇。彼時的廈門關，遂成為福建全省最大的貨物與人員出入境口岸。在此時期，行駛在各個航線上的帆船，運送的有當時從廈門出口的土産和手工製品，以及從英國進口的各種棉布、棉紗、鐵、鋼、檳榔，從馬尼拉進口的水靛、胡椒、沙藤、大米等。其中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就是來自福建的茶葉。

　　閩南烏龍茶的歷史，很長一段時間裏是與茶葉的對外貿易相關聯的。廈門港被稱為茶葉“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曾任職廈門關稅務司的英國人包羅所寫的《廈門》一書中提到：“廈門乃是昔日中國第一輸出茶的港口……”

　　“從近代開始，廈門港的貨物貿易逐漸從以瓷器為主，轉向茶葉貿易。”連心豪表示，海關規則的改變為外國商品大量輸入廈門創造了有利條件，也為外國商人獲取中國土産提供了便利，以英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加大了對華市場的傾銷。

改革揚帆 融入開放大局

　　從被動開埠，到主動開放，100餘年海風海浪的洗禮，廈門港舊貌換新顏。40多年來，迎著經濟特區、自貿試驗區、金磚創新基地等國家級開放平臺建設的春風，廈門海關以更加昂揚自信的姿態，站上世界舞臺，成為參與全球貿易、鏈通世界市場、見證國際交流的重要窗口。

　　1992年10月，象嶼保稅區經國務院批准設立，此後，出口加工區、保稅物流園區、保稅港區等一批海關特殊監管區域陸續獲批設立。保稅監管成為廈門海關除了進出境運輸工具、貨物通關監管以外的主要業務之一。

　　隨著加工貿易蓬勃發展，海關保稅監管從保稅加工和保稅物流監管，延伸出保稅服務新業態，保稅維修也成為廈門對外貿易新的亮點和增長點。

　　1993年，全球飛機維修龍頭企業太古飛機工程有限公司落地廈門，佔地1.64平方公里、當時全國唯一的民航維修工業區在此應運而生；1995年，廈門海關支援和促進廈門太古飛機工程有限公司開展保稅業務。至2012年，匯聚了太古飛機等一批航空維修龍頭企業的廈門航空工業區已建立起全國領先的全球一站式航空維修基地。

　　“得益於海關大量全國首創的政策，與國內其他航空維修業聚集地相比，廈門航空維修基地具有鮮明特點。”廈門海關二級巡視員王陽生説，廈門海關堅持以監管體制機制創新作為促進航空維修産業發展的核心驅動力。

　　特別是2015年廈門自貿片區成立以來，廈門海關充分利用自貿區先行先試的制度優勢，在國內率先開展區外航空保稅維修業務，累計推出9項航空維修自貿創新舉措，其中7項獲評全國首創，3項獲全國複製推廣。

　　在開放浪潮中奮楫揚帆，廈門海關緊跟時代步伐，承擔起新的責任和使命。

　　“作為‘國門衛士’，在優化口岸營商環境、促進貿易便利化的同時，我們主動服務和融入國家戰略，打通港航貿一體化大通道，構築國內國際雙迴圈重要樞紐，推動海上絲綢之路與陸上絲綢之路高效銜接。”王陽生説。

　　在廈門港東渡港區，海天碼頭前的“絲路海運始發港”牌匾熠熠生輝。2018年底在廈首開的“絲路海運”，是我國首個面向“一帶一路”的國際航運綜合物流服務平臺，迄今命名航線已達132條，通達46個國家和地區的145座港口。

　　“貨物通過海鐵聯運班列自江西抵達廈門，再搭乘‘絲路海運’班輪即可直航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上海新海豐集裝箱運輸有限公司廈門分公司經理黃偉聰表示，廈門海關創新推出的多式聯運“一單制”模式和進口提前報關貨物“卸船分流”模式，讓水陸物流各環節更加順暢，加上進出境船舶申報全流程無紙化便利，使得船舶從預約登臨到放行時長壓縮了30%。

　　于改革中創新探索，于創新中深化開放。今日的廈門，集裝箱班輪航線達180條，其中外貿線139條，內貿線41條；中歐班列穩定開行中歐、中亞、中俄3條國際貨運幹線；機場執飛國際（地區）客運航線26條，通航19個國家（地區）……構建起海陸空立體式、國際化的交通物流網路。2024年，廈門市外貿進出口超9300億元。

　　開放，已然是鐫刻于基因中的城市血脈。“面對嚴峻複雜的國際形勢，廈門海關持續聚焦提升自貿區開放能級、提升綜保區發展質效、提升口岸開放水準，全力推動外貿高品質發展，持續擴大高水準開放。”王陽生説。（記者 林聞 廖麗萍）

聽海

扼守國門 威震海疆

　　在鷺江的波光裏，聆聽歷史的足音。北宋的市舶司，開啟海上貿易的篇章。月港的督餉館，見證市井繁華的過往。閩海關廈門口，閃耀向海的希望。

　　鷺江之畔，海風輕拂，“廈庇五洲客，門納萬頃濤”，廈門海關靜靜矗立，凝望著海面上來往穿梭的船隻，集裝箱有序裝卸，海關工作人員忙碌卻有條不紊，現代化的港口設施在陽光照耀下熠熠生輝。天風海浪間，海關堅如磐，見證城市的蛻變、歲月的流轉，續寫海洋文化不朽的詩篇。

　　海關，作為國家主權的象徵，是國家的門戶，是連接國內與世界的橋梁，在國家發展進程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中國的海關文化源遠流長。早在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華夏大地便出現了“海關”的萌芽。周王室及各諸侯國在邊境及河津、陸路交通要道設立關津，有專門官員管理，負責進出關檢查以及戍邊防守等職能。秦漢時期，關津制度進一步發展，進出關需憑“符”“傳”放行。唐顯慶五年（660年），在廣州特設市舶使，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年）設立市舶司。宋代，還在杭州、泉州等地設置市舶司。明代晚期，在漳州月港設海防館，後改為督餉館，負責管理私人海上貿易。清代1683年解除海禁後，設立閩、粵、江、浙四海關。1840年後，出現“新關”（俗稱“洋關”）與“常關”並存的局面。新中國成立後，海關徹底擺脫外籍稅務司控制，實現海關主權完全回歸。

　　福建海岸線漫長，多優良港灣，是中國海關文化的重要發祥地。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具有近現代海關職能的泉州市舶司設立，標誌著泉州正式成為開放的國家對外貿易口岸。彼時的泉州港千帆競發、萬商雲集，是“東方第一大港”。近代，隨著《南京條約》簽訂，福州被列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1861年閩海新關成立，之後福海關等也相繼設立，福建海關在複雜的歷史背景下不斷演變。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福建的海關文化逐漸形成，它蘊含著開放包容的特質。從古至今，眾多海外商船帶著不同地域的文化、商品匯聚於此，福建海關在管理貿易往來的過程中，促進了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它也承載著開拓進取的精神，歷代海關在保障貿易安全與秩序的同時，不斷探索創新管理模式，為海洋貿易發展保駕護航。福建海關文化還體現了守護國門的擔當，無論是古代抵禦海上侵擾，還是現代防範走私、保障國門生物安全等，都彰顯著海關守護國家利益的堅定決心。

　　如今，以廈門海關為代表的福建海關，積極參與國際合作，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和地區的海關加強交流，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持續優化營商環境，簡化辦事流程，提高服務品質，助力福建海洋經濟高品質發展，為實現海洋強國戰略目標貢獻更大力量。

　　從往昔的風雨，到今朝的燦爛，讓我們共同見證福建海關在新時代綻放更加璀璨的光芒。（范陳春）